马尔赤，男，汉族，陕西绥德人，1928年10月出生，1944年7月参加革命，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至1983年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业务处副处长，西北行政委员会西北商业管理局物价室主任，中央商业部物价局办公室主任、处长，青海省物价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央商业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副局级），商业部糖业烟酒蔬菜局副局长。1983年9月任中国烟草总公司副经理兼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经理。1984年9月至1988年12月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副经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那一年，我9岁。

　　我的家乡在陕西绥德，位于延安以北、黄河以西，与日军占领的军渡隔河相望。

　　从前线下来的八路军伤员不断来到绥德城的医院里，老师经常带我们去慰问他们。伤员们给我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前线杀鬼子的故事，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爱国主义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萌芽，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41年，我13岁。

　　那一年，我考入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师范学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家需要大量能满足各个层次需要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基础却非常薄弱。1937年3月，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师范学校，1939年~1941年，继续办了一师、二师、三师，接管了绥德师范学校，边区文教事业有了突破和发展。

　　我当年考入的绥德师范学校，就是这样一所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培养革命力量的学校，被誉为“革命英才的摇篮”。在这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里，我接受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

　　绥德离敌占区很近，日军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空袭，我们这些学生白天躲在野外或防空洞里，到晚上出来上课。学校也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半天教文化、半天进行军事训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也导致中国社会一些党派和阶层产生了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也开始动摇。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之后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年底，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党政机关、军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

　　解放区广大军民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绥德师范学校也组织全校师生开垦荒地，种粮种菜，纺线织布。我就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学会了纺线。

　　事实证明，大生产运动帮助边区及学校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那三年艰苦而朝气蓬勃的校园生活。临近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44年，我还有幸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他路过绥德，为我们全校师生作了一场精彩演讲，让我大受启迪。

　　这一年的7月，我从学校毕业了。

　　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我来到了陕甘宁边区最南边的柳林镇工作。

　　柳林镇是边区政府控制的地方，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那时国民党一边消极抗战，一边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国共矛盾尖锐。为防止国统区货币扰乱边区经济，同时保证边区的生活和军需物资供应，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边区货币，并在柳林镇设立了货币交换所。

　　我被分配到了货币交换所工作。

　　柳林镇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边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我们经常把边区生产的东西经柳林镇运到国统区，换取边区需要的物资。

　　交换所距离国统区太近，工作危险性很大，我们也一直处于战斗状态，将钱物打成包，随时准备好撤离……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我并没有在前线杀敌，如果说为赶走日本侵略者做了什么贡献，我想就是进行了一些艰苦的劳作吧——那时候的学习、生产，兢兢业业的工作，不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边区政权建设，赶走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胜利吗？

　　在抗日战火中成长的经历弥足珍贵，它还培养了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品质。我经常跟孩子们讲那个年代的故事，要求孩子们自力更生，不能只懂享受。后来在干校学习，女儿跟着我一起在干校参加劳动，几个孩子都是从工人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用自己的劳动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这些，都是那段特殊的经历留给我和后代的巨大财富。（来源：《东方烟草报》）